上海1848年开埠以后，西方文化慢慢地融入传统文化，使上海婚恋文化吸入了许多外来文化的元素，最终形成了与众不同、中西合璧的婚恋文化形态。

　　1935年，在当时由国民政府所提倡的“新生活运动”感召下，上海为一批新人举办“集团结婚”(即“集体婚礼 ”)。参加者多是中产阶级家庭中人，也有名媛小姐和绅士“小开”来凑热闹的。

　　这种集体婚礼基本是中西合璧的：婚礼上乐队演奏的大多是西方乐曲。有趣的是，新郎穿长袍、马褂、戴礼帽；而新娘是西式婚礼服装，戴白色头纱(到40年代，新郎的婚礼服装发生变化，大多穿中山装或西装，新娘的婚礼服则大体依旧) 。

　　1949年后，上海和全国一样进入新旧文化交替时期，婚姻也处于一种“暧昧”的中间状态。结婚时，男的大多还是西装、皮鞋，女的还是大波浪发式、白色婚纱。但同时也有了着列宁装的新娘与着军装的新郎的照片出现。进入上世纪60 年代以后，原本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上海婚姻形态终于发生巨变，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观念方面，也表现在形式上。比如，“ 找对象”——

　　“对象”：偏见与实惠

　　上世纪60年代以后，上海的婚姻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寻找伴侣有了一个全国通行的新说法：找对象。选择“对象”最主要的标准是所谓“成分”，资本家、小业主的子女不再吃香，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受到青睐。

　　上海人找“对象“不仅相当实惠，而且有许多偏见。比如地域的成见，如所介绍的对象是江北人，成功几率就很小。还有就是不娶外来的女人：因为过去的户籍规定，子女要“跟”母亲，这将意味着将来的孩子享受不到“上海待遇”，例如户口问题等。

　　上海人在找“对象”时，一直很讲求实惠，很现实。“文革”前，上海普遍有这样一种心态，就是最好嫁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子弟或归国华侨；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嫁外国人的情况逐渐多起来，再后来，理想的“对象”又渐渐变成了老板、企业家或者其他有钱人。

　　恋爱：“压马路”和“爱情墙”

　　以前，上海人谈恋爱，大多数是在马路上，一边走一边说话，因此有“压马路”之说。

　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外滩是年轻人谈恋爱时最喜欢去的地方，黄浦江边的那段防汛墙曾被称为“爱情人墙”。“人墙 ”从黄浦公园可以一直排到十六铺码头。

　　婚礼：从20元涨到1000元的礼金

　　上海人的婚礼形式，主要有世俗婚礼和宗教婚礼。

　　举办宗教婚礼的多是信教的教徒。

　　世俗的婚礼，是上海人普遍认可的形式。一般认为，拿了结婚证书，从世俗的眼光看，还不等于结婚。必须要给同事和亲友发糖，还要办酒席，当然，参加酒席的人，都要送礼金。礼金根据时期的不同而不同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，一般的同事、好友送20元就可以了，如今则要送800-1000元，否则会有送不出手的感觉。

　　上世纪80-90年代初期，普通人家办喜酒大多在家里，如家里地方太小，就会借用邻居家的地方，也会借用邻家的桌凳碗筷之类。由此应运而生了专门帮别人做婚庆酒席的厨师，一些刚退休的饭店师傅，通过熟人介绍去结婚的人家帮做酒水，不仅口味与饭店差不多，而且省钱，多余的饭菜还可留作下一餐用。因此，这样的师傅很受欢迎，到了春节、国庆婚事集中的时节更成为抢手的对象。

　　不过，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，这样的形式就越来越少了。人们觉得去酒楼饭店办喜宴，可以省去许许多多的麻烦，同时也显得有一定的档次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上世纪80年代，上海曾流行过不办酒席，以分喜糖代之的婚庆新形式，后来又有“旅行结婚”，即不办酒席，新娘新郎在结婚期间到外地旅游。

　　但这这两种形式似乎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可，不久就慢慢消亡了。

　　物质准备：“子孙马桶”和“三转一响”